首宗「套丁」罪成的沙田大輋村案，11 名原居民與發展商被告李欽培一同被裁定串謀詐騙罪成後，均提上訴，惟李於等候期間離世。上訴庭周二（23 日）裁定，11 名原居民全部上訴得直，撤銷定罪及刑罰。
上訴庭接納上訴方指，原審辯方大律師黃志偉及事務律師詹耀明涉「嚴重失職」，指有受僱於李欽培的人，為原居民安排免費律師，而律師沒探討可能不利李的抗辯方向，令原居民被告未能獲得公平審訊。對於黃與詹同時代表李與原居民，判詞形容，可能是上訴庭處理過利益衝突最嚴重的一例，單憑此事已足以裁定上訴得直。
上訴庭在判詞亦提及，地政總署為男丁申建丁屋設定條件，對受《基本法》保障的新界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並沒構成限制，反而對防止轉讓丁權牟利、濫用等情況起平衡作用。
上訴聆訊 2022 年完成
3 年後判決
「沙田大輋村套丁案」是首宗原居民及發展商涉及「套丁」、被裁定罪成的案件。12 名被告於 2015 年被裁定串謀詐騙罪成，判囚兩年半至 3 年。他們獲准保釋等候上訴，期間發展商被告李欽培離世，餘下 11 人則繼續上訴。
律政司由外聘資深大律師余若海、許紹鼎、陳浩淇代表；11 名原居民陳志昌、黃卓帆、韋俊傑、韋震豪、溫貴麟、鄭國華、鄭宇宏、鄭興、邱貴珠、韋柏瀚及劉德勝，則由資深大律師陳樂信、黃佩琪、謝志浩、陸貽信等代表。案件由上訴庭副庭長朱芬齡、上訴庭法官彭偉昌及彭寶琴審理。
上訴聆訊在 2022 年 11 月進行，3 名法官事隔 3 年，至本周二（23 日）頒判決書，判詞長逾 160 段，部分段落詳細解釋何謂丁屋政策、「套丁」、男丁（新界男性原居民）申請以「免費建屋牌照」方式興建丁屋的條件等。
判詞：原審時控方指
申建丁屋時涉瞞套丁協議
判詞引述原審時控方案情，指李欽培持有的「康沛發展有限公司」，與 11 名被告在內的 22 名男丁簽訂協議，由「康沛」轉讓大輋村土地予他們，但 22 人毋須付費。反之，22 人收到李間接持有的另一公司「永悅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發出款項。
其後 22 名男丁向地政總署申請以「免費建屋牌照」方式在大輋村興建丁屋，獲得署方批准。
案情續指，李與 11 被告涉欺詐地政總署，在申請「免費建屋牌照」時，隱瞞他們之間的協議，而犯案日期為他們首次收發款項當日，至獲署方批出牌照當日。
判詞：原審時辯方指
檢控違基本法及官員承諾
判詞亦引述辯方案情，指 12 被告在原審時皆由大律師黃志偉、事務律師詹耀明代表。
12 人均選擇不作供、不傳證人。辯方在結案陳詞稱，丁權是男性原居民自 1898 年享有的權利，受《基本法》第 40 條保障，即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特區保護。而政府在 1972 年對丁權施加的限制是「非法、違憲及無效」。
辯方的陳詞續指，11 名原居民在申請牌照時，對地政總署沒有披露責任，因此沒有不誠實行事；而控方的檢控，有違特區政府，即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孫明揚，以及時任發展局長林鄭月娥，曾經向新界鄉議局作出的承諾。
原審官裁定罪成：構成積極虛假陳述
原審區院法官沈小民指，案中核心議題是李欽培和其他 11 被告的「套丁」行為，是否構成欺詐地政總署，而他們行事時涉否不誠實。沈指據控方案情，唯一推論是眾人知道自己「賣丁權」，而即使涉案文件中 11 人看似持有土地，但他們實際上不是，而他們對獲批牌照得以興建丁屋亦不感興趣。
沈認為，11 名男丁在案發期間的沉默和行為，構成「積極的虛假陳述」（amounted to a positive, but false, representation）。經採用案例的兩步測試後，沈裁斷 11 人涉不誠實。第一，他們涉出售丁權圖利，有違丁屋政策目的，並透過文件作出虛假陳述。第二，11 人亦知道一般人會認為他們涉不誠實，最後裁定全部被告罪成。
上訴方提 6 理據
指辯方團隊嚴重失職
據上訴庭判詞，上訴方共提出 6 項理據。第一，原審辯方大律師黃志偉及事務律師詹耀明「嚴重失職」（flagrant incompetence of counsels），以致被告未能得到公平審訊。
上訴方舉例指，情況包括黃志偉在案件準備階段，不曾單獨會見被告索取指示，亦未向 11 人告知，若同一大律師同時代表李欽培，會構成嚴重利益衝突、有礙辯護；辯方亦沒傳召負責的官員作供，顯示政府是縱容或容忍廣泛的套丁行為（condoned or tolerated the practice of To Ding which was widespread）等。
第二項理據指檢控有違《基本法》第 40 條，因丁屋政策的相關要求在《基本法》生效時並不存在。至於第三至六項，主要挑戰「套丁」並沒構成欺詐政府等，例如原審法官裁斷被告不誠實時，沒考慮他們的個人背景、教育程度、丁屋歷史等。
上訴庭：原審律師證供令人不安
上訴庭先就黃志偉及詹耀明有否嚴重失職一事分析。
法官指，上訴人的證供皆直截了當，相反黃志偉等身為法律專業人員，法庭預期他們會守規、妥存紀錄，若被挑戰可全面解釋原因。但他們有違此等期望，多方面的證供令法官深感不安（Contrary to that expectation, however, multiple aspects of their evidence have left in us a deep and unsettling sense of unease.）。
判詞引手寫文件（Manuscript Document）為例，指黃供稱該文件是在結案陳詞後「補簽」，此詞帶有「追溯」及「彌補」的意思，顯示是在逾期後處理，情況與各上訴人的說法一致。
最嚴重的一項是詹明耀報稱遺失大部分案中文件，包括其本人、黃與上訴人的會面紀錄，而詹歸咎於律師會於 2019 年介入事件。而在詹被問及為何沒向上訴人提供過文件、讓他們準備上訴時，詹答「我不會向那些喜歡專挑錯處、釣魚式提問的律師屈服」（I wasn’t about to give in to some fault-finding lawyers out on a fishing exercise.）。
上訴庭指，此句話的嚴重程度令人匪夷所思，若果詹的說法屬實，意味他涉隱瞞，繼而對上訴人有不利影響；亦涉公然無視主審法官於 2016 年兩度要求遞交所有文件的命令，以及涉在信件撒謊。
上訴庭：原居民被告獲安排免費律師
但沒考慮其辯護方向
上訴庭在判詞披露，證據之中有一名為「鄭安」的人起了關鍵角色；指鄭安與其中兩名上訴人鄭宇宏、鄭興來自同一鄉村，似乎受僱於李欽培，或與「套丁」生意密切，而他負責為案中 3 名上訴人韋俊傑、鄭宇宏、劉德勝安排律師，3 人毋須支付律師費，當中有人表示不知詹耀明如何為他們揀選大律師。
鄭安親力照顧李欽培，在審訊中亦有旁聽。上訴庭認為，鄭安顯然是受僱於丁屋發展項目的一方，此點從他把上訴人介紹予詹耀明、免收律師費就足以說明。而鄭安亦至少有一定程度，控制上訴人接觸律師、掌握會議、定期旁聽審訊。如詹說法屬實，鄭亦可選擇把哪些證據呈堂。
上訴庭續分析，當時辯方的抗辯方向是檢控有違《基本法》，驟眼看來是「萬能傘」（perfect umbrella defence），它技術上可涵蓋李欽培和其他原居民被告，亦可捍衛「套丁」機制讓它繼續運作。惟問題是其他 11 被告本身可否循其他方向抗辯，如有，為何辯方最後沒這樣做。
判詞指，據部分上訴人說法，當時「套丁」情況普遍，他們當時相信此舉合法，或在法律上有灰色地帶等，都是原審時辯方可探索的辯護方向，但黃和詹都沒有考慮過，此事令法庭驚訝，因為沒有犯案意圖本身會是明確的辯護方向。
上訴庭指，顯然如果 11 人循此方向抗辯，或會不利發展商李欽培的案情，以及有違《基本法》的抗辯方向；另有證人暗示，詹和黃是意識到此點，在一開始就壓下此方向。
上訴庭：可能是最嚴重利益衝突案
上訴庭裁定，基於案件背景及證據等，無法否定黃志偉與詹耀明，跟 11 名原居民被告有利益衝突，從而令他們得不到公平審訊，直言該等利益衝突可能是上訴庭處理過最嚴重的情況（we feel compelled to find A2 to A12 to have been deprived of a fair trial in what is arguably the worst case of conflict that this Court, in its collective experience, has been asked to consider.），又稱簡而言之，在本案情況不會有律師容許自己同時代表李欽培及其他原居民。
判詞續說，僅憑此點就足以裁定 11 人上訴得直，撤銷他們的定罪和判刑。至於其他理據，無必要進一步深入探討。
上訴聆訊時，黃志偉曾經出庭作供，確認沒有就個別被告的案情索取指示等（見報道）。
上訴庭：丁屋政策可改
不過上訴庭亦對其餘上訴方理據略作分析。就檢控有否違反《基本法》第 40 條，上訴庭指問題核心是丁屋政策是否受該條文保護，認為從「郭卓堅案」可見，丁屋政策在 20 世紀經歷重大變化，包括採納限制措施，防止政策被濫用；而丁屋政策作為行政政策，必被預期會基於社會環境變化和公眾利益而有所變動。
判詞續指，終審法院在「郭卓堅案」並沒就第 40 條有否使丁屋政策不可改變這一方面發表意見，此舉為政策將來的變動留有餘地，而由於終院沒處理丁屋政策有否違憲，上訴庭認為，政策可在合符公平和良好行政原則下更改。
上訴庭：政府為申建丁屋設定資格
沒限制受《基本法》保護權利
至於就政府在「免費建屋牌照」列出申請條件，規定男丁要合符指定資格，上訴庭不同意此舉限制了《基本法》第 40 條的受保護權利，指據「郭卓堅案」，丁屋政策宗旨是使合資格男丁，於其一生中有一次機會，在其所屬鄉村興建一座丁屋自住。據控方案情及證據，「套丁」是涉及出售丁權、轉讓圖利，操作有違丁屋政策。
上訴庭指，早在 1976 年，當局在批出「免費建屋牌照」後，亦設限制轉讓的規定，指設定條件旨在落實丁屋政策宗旨、防止濫用。政府其後在 1993 年引入「法定聲明」（statutory declaration），亦沒為男丁在丁屋政策下行使其權力時，增加任何額外或實質內容。
判詞續指，上訴方認為《基本法》第 40 條保障了讓原居民建屋的丁權，基礎是丁屋政策自 1990 年 4 月 4 日實施（《基本法》公布當天）；惟按上述分析，設定資格是在更早時間出現，故這一上訴理據不成立。
上訴庭：設定資格能平衡防濫用
上訴庭又指，不接納上訴方所稱，基於香港土地資源稀少和昂貴，大多數男丁負擔不起土地和建屋開支，繼而不應禁止男丁和發展商達成協議，由發展商提供土地、資金建屋一說。
判詞說據「郭卓堅案」，第 40 條保障的是原居民興建丁屋的申請權，而不是確保他們擁有或興建丁屋。
判詞續說，丁屋政策的宗旨，不是向原居民提供財政援助以滿足其住屋需求，而據案中證據，上訴人沒獲得丁屋且無意居住在丁屋。而正因為香港地少且貴，需在合資格男丁的個人利益和社會的整體利益間取得平衡。而設定資格在防止轉讓丁權牟利、濫用等情況起了平衡作用。
CACC425/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