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立法會暴動案於 3 月中審結，王宗堯、劉頴匡、鄒家成及孫曉嵐等 12 人，被判囚 4 年半至 6 年 10 個月。暫委法官李志豪指，立法會具有獨特憲制地位及象徵意義，示威者包圍立法會等同衝擊法治，行為極其侮辱和挑釁，屬「暴動案中最嚴重」。他形容，部分被告以 7 年、即區域法院判刑上限為量刑起點，亦不足為過。
根據《法庭線》反修例暴動數據統計，7.1 立會案是繼 7.21 元朗白衣人案、11.18 理大突圍案，第三案有被告判囚 6 年以上，亦是最多被告量刑起點定於 7 年。究竟法官是按照甚麼原則量刑？部分被告不涉暴力行為，為何刑期都達到 6 年以上？
法律評論員黃啟暘接受《法庭線》訪問指，以衝擊立法會作為加刑因素，並非主審法官「自創」，而是根據案例所訂立的原則，當中指明「針對立法會大樓」會加強罪責。加上「梁天琦案」確立量刑時，不應只考慮個別參與者的行為，而是要考慮同場暴動者的整體行為。他認為，7.1 立會案在上訴庭案例的框架下，「可以輕判嘅空間，就好明顯已經好細」。
4 人判囚 6 年以上
僅一人涉實質破壞行為
在 7.1 立法會暴動案，林錦均、吳志勇、王宗堯及何俊諺 4 人，經審訊後被裁定罪成，判囚 6 年以上，當中林錦均被判最重，刑期為 6 年 10 個月。鄒家成、劉頴匡及孫曉嵐等 8 人則於開審前認罪，判囚 4 年半至 5 年 3 個月。
綜合判詞及報道，4 名判囚 6 年以上的被告當中，只有林錦均被指做出實質破壞行為，其餘 3 人沒被指控暴力或破壞行為，而是以鼓勵方式參與暴動。暫委法官李志豪指，林錦均以鐵馬破壞立法會大門玻璃、有份參與傳送物資，以及與警方對峙，「此舉無疑是走在最前線的暴動者一員並參與其中」，判囚 6 年 10 個月。
吳志勇被拍攝到在會議廳出現，與其他示威者商討去留，又向傳媒表達「盡量死守」，其後被示威者抬離立法會。法官認為，這反映他堅持留守至最後一刻，「明顯是促成、協助或鼓勵這場暴動的積極參與者，讓這場暴動可延續下去」，判他監禁 6 年 8 個月。
至於王宗堯、何俊諺，法官拒絕接納王供稱進入立法會，是為了將充電器交予一名不知名記者朋友，又指王與在場示威者擁抱，形容「像他那樣的人」短暫留下，已能激起士氣；何則推倒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肖像畫。法官形容兩人舉動是表達支持及鼓勵，具備參與暴動意圖，判囚 6 年 2 個月。
翻查《法庭線》反修例暴動案統計，截至今年 3 月 27 日，除 7.1 立會案外，7.21 元朗白衣人案、11.18 理大突圍案，亦有被告判囚 6 年或以上。當中白衣人鄧懷琛涉及兩項暴動罪，分別判囚 5 年及 6 年，當中 1 年分期執行，共判囚 7 年。同案被告蔡立基暴動等兩罪成，判囚 6 年。另外，文員方穎雯涉 10.1 尖沙咀、11.18 理大突圍兩案，總刑期原則下，共判囚 6 年 9 個月。
換言之，反修例案累計有 7 名被告判囚 6 年或以上，其中 4 人來自 7.1 立會案、所佔人數最多。若以一項暴動罪計算，林錦均的 6 年 10 個月刑期，是反修例暴動案最高。
7.1 案共 6 人以 7 年為量刑起點
反修例案中最多
量刑起點方面，暫委法官李志豪在 7.1 立會案，根據被告參與程度分為 3 個級別：最嚴重的帶領、積極參與者，包括劉頴匡和鄒家成等 6 人，以 7 年為量刑起點；2 人涉及運送物資、小型指揮等行為，以 6 年 9 個月為量刑起點；透過身處現場鼓勵的被告，如孫曉嵐、王宗堯等 4 人，則以 6 年半為量刑起點。
法官指，立法會具有獨特的憲制地位及象徵意義，示威者肆無忌憚包圍立法會，標誌著挑戰特區政府，亦意圖推翻政府憲制及削弱管治，行為極其侮辱和挑釁，等同衝擊法治。法官又指，本案屬「暴動案中最嚴重」，部分人以 7 年、即區院判刑上限為量刑起點，亦不足為過。
翻查數據，在反修例案中，7.1 案有最多被告的量刑起點訂於 7 年，其次為 7.21 元朗白衣人案，被告林觀良、林啟明的量刑起點同為 7 年，兩人認罪減刑至 4 年 8 個月，法官葉佐文形容是「集體喪失理智的無差別襲擊」。
在 11.18 理大案，法官謝沈智慧形容理大衝突，是「本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暴動之一」，其中被告張展銘，被指手持汽油彈及點火器，量刑起點定於 7 年，他認罪最後判囚 5 年 1 個月。（見下表）
「梁天琦案」訂立暴動量刑因素
上述 3 宗暴動案均於區域法院審理，究竟法官是按照甚麼原則，決定量刑起點須達區院刑期上限？一般而言，法庭會根據「梁天琦上訴案」列出的 12 項暴動判刑考慮因素，包括參與人數、暴動規模、暴力程度、所造成的傷害及滋擾等，以決定案件嚴重性。
記者翻查報道及判詞，整合 3 案的判刑考慮。其中在 7.1 立會案，判詞提到當日涉過千名示威者、持續一整日，大肆破壞立法會大樓，事後政府須斥 3,000 多萬公帑維修立法會，事件另引發一連串示威，使香港陷入動蕩不安。
在 7.21 元朗案，判詞指高峰期有約百名白衣人，他們用棍、藤條毆打或擲物襲擊閘內無辜巿民，「圍毆現象比比皆是」，是「無的放肆集體私刑」。10 名受害人出庭作供，他們身體多處受傷，其中 4 人傷勢較重須縫針。
至於 11.18 理大案，突圍行動涉及過百人，歷時少於一小時，但法官強調事件明顯是理大暴動的一部分，直至突圍逃走事件，理大暴動已歷時 7 天。法官又指，逃走人士極度暴力，向警方射箭、投擲汽油彈及磚塊，理大受到嚴重破壞，需要大額維修費用。（見下表）
黃啟暘：案例訂明衝擊立法會屬加刑因素
法律評論員黃啟暘受訪時指，7.1 立會案將衝擊立法會作為加刑因素，並非主審法官「自創」，而是根據案例所訂立的原則。他指，最早可以追溯至 2017 年「梁曉暘案」，13 人於 2014 年在反新界東北發展示威時衝擊立法會大樓，被控非法集結，原被判社會服務令，律政司覆核刑期得直，眾人改判囚 8 至 13 個月。（終院其後裁定被告上訴得直，指雖然鑑於非法集結規模須處監禁，惟考慮上訴庭所引用「公民廣場案」的新判刑原則，沒有追溯力，把刑期改為各人已服刑時間。）
「梁曉暘案」判詞指出，立法會是代表和反映民意的機關，立法會廣場往往是市民表達不同意見和訴求的常用場所，「雖然本案不是最嚴重的非法集結，但如此大規模衝擊正進行會議的立法會綜合大樓，是前所未見的⋯答辯人等使用暴力針對立法會綜合大樓，亦會加重他們的罪責」。
黃啟暘另提到 2020 年「庾家駒案」﹐被告被指 2019 年 6 月 12 日在政府總部外搬鐵馬，承認非法集結罪，判囚 2 周。律政司覆核刑期得直，被告改判囚 7 個月。判詞引述「梁曉暘案」，強調「非法集結的目標建築物，是判刑時考慮的重要情節」，「同一道理⋯本案以本港行政機關的總部為目標，不止是阻礙員警那麼簡單，而是正面挑戰政府管治」。
黃啟暘：上訴庭案例框架下
7.1案可輕判空間「明顯好細」
他指，7.1 立會案量刑考慮上述兩個案例，「其實可以想像法官會判咁重」，判刑重申示威者進入政權和立法機關核心、破壞區徽，「挑戰呢個政府管治或者香港制度，似乎佢好著墨嘅就係呢樣嘢」。不過，撇除立法會的象徵意義，黃啟暘認為 7.1 立會案的暴力程度，並非反修例案件之中最嚴重，理大衝突被指造成的破壞更嚴重，「整個市區範圍都受到破壞」。
另一方面，部分被告沒做出直接暴力行為，為何刑期都達到 6 年以上？黃啟暘指根據「梁天琦案」，暴動參與者的刑責，與同場暴動者的整體行為相等，換言之「可以將其他人嘅暴力行為，歸咎喺庭上受審嘅被告」。總括而言，7.1 立會案在上訴庭案例的框架下，「可以輕判嘅空間，就好明顯已經好細」。
大律師：過往案件亦考慮案發日為國慶
有不具名大律師亦指，立法會暴動具有衝擊憲制和法治的象徵意義，加上出現規模不少的刑事損壞，是案件「獨有、具特別比重的加刑因素」。他續指，在過往社運案件的判刑，亦曾有類似加刑因素，例如法庭會考慮案發日子為國慶、暴動在警察總部和政府合署一帶範圍發生。
他補充，區院判刑案例沒有約束力，即使辯方求情時，呈上對被告有利的區院暴動案例供法庭參考，嚴格而言，不會約束法官判處相近刑罰。他指，「如果法官判處比以往暴動案判例較高的刑罰，只要沒有犯法律錯誤，就該案案情而言也不是明顯地過重（manifestly excessive）的話，上訴庭一般不會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