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名民主派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一案，周四（6 月 1 日）展開第 61 天審訊，控辯繼續就「共謀者原則」法律爭議陳詞。控方應法官要求，書面交代指稱各被告，以及黎敬輝、蔡澤鴻與郭榮鏗 3 名被指為共謀者，加入本案串謀的時間點。 法官提出質疑，其中指出黎敬輝出席協調會議是他作為「民動」員工的工作範疇，質疑單憑控方所指，不足以確立黎是共謀者。鄒家成一方指控方列「一堆日子」供官選擇，而非明確提出各人加入的時間點，做法不可接受。 吳政亨一方指吳沒意圖加入戴耀廷的串謀。黃碧雲、林卓廷、鄭達鴻及梁國雄的代表大狀，則指控方應用「共謀者原則」的證據不足。案件周五續，料法官會就法律爭議作出裁決。 周三報道： 47人案｜法官令控方交代各被告、被指共謀者加入串謀日期 辯方指控方案例沒約束力
若控方獲准用「共謀者原則」
將可引「傳聞證據」指證各被告
法庭本周主要處理「共謀者原則」爭議，法官的裁決將影響控方能否引用「傳聞證據」（法律 101 文章）指證各被告。綜合辯方連日陳詞，「傳聞證據」一般不可以當作事實，證明被告違反指明控罪，但若成功起用「共謀者原則」，則案中其他共謀者的言行，即使是「傳聞證據」，亦可被用作證明被告有份參與該串謀的證據。
不過起用「共謀者原則」要達到門檻，亦有用途限制。門檻上，控方首先要有「獨立及合理的證據」（independent reasonable evidence），即是獨立於「傳聞證據」以外的直接證據，指明個別被告或共謀者，有加入具共同目的作出違法行為的團伙（即至少涉及兩人）。
而在用途上，凡引「共謀者原則」所起用的證據，例如其他共謀者的言行，只限於用作證明被告參與串謀的程度（degree of participation），以及串謀的性質（nature）及範圍（extent）。
控方指本案串謀 2020.1 形成
法官提問下重申同一立場
控方日前提出，本案顛覆國家政權的串謀於 2020 年 1 月尾的飯局形成，法官曾提質疑。控方周四按法官要求，以書面方式交代指稱各被告，以及黎敬輝、蔡澤鴻與郭榮鏗 3 名被指為共謀者，加入本案串謀的時間點。
法官陳慶偉再就串謀形成時間點向控方提問，指據區諾軒的證供，他於飯局時一心想在立法會爭取更多議席，故參與協調工作，直至同年 6 月 9 日的初選記者會，才意識到戴的計劃，即運用立法會否決權，逼使特首下台，而區沒有即時退出。
陳另指，在 5 月 5 日第二次新東會議後，否決權才成了重要議題（live issue） ，質疑控方何以指稱串謀在 1 月尾形成。主控周天行則重申，控方立場是 1 月尾。
控方就鄭達鴻加入時間點
提出 7 個替代日子
法官李運騰就公民黨的鄭達鴻的情況提問，指控方就鄭提出的首兩個加入串謀日期，分別為 3 月 25 日的公民黨記者會，以及翌日的港島區首次協調會議，但區諾軒供稱當日沒討論否決權或作決定。
陳慶偉亦指，司馬文於會議上曾就否決權提反對，問控方何以指鄭該日加入串謀？周答稱，鄭有出席公民黨記者會。法官再指，控方需以被告的言行為基礎。周在法官追問下，再指控方就鄭的加入的時間點，提出了 7 個替代日子。
至於同屬公民黨、被指為共謀者的郭榮鏗，李運騰問控方只依賴該黨記者會，問郭有何角色？周答稱郭曾在記者會發言。李反駁，郭現身或僅表示支持，而郭從無出席協調會議。周在追問下稱，郭是公民黨一員、該黨曾簽署〈墨落無悔〉聲明，且郭在 7 月 12 日參與黨街站。
法官多番反駁
控方指稱黎敬輝為共謀者的理據
就另一被指共謀者、「民主動力」總幹事黎敬輝，李運騰指控方列出他首次出席協調會議的日期，視為他加入串謀的日子，但黎是因應趙家賢的要求才出席記錄會議，問控方有沒有指出其他獨立證據？
周先後稱，黎亦為「民動」的總幹事，以及有重複出席協調會議。法官則質疑，該些都屬黎的工作範疇。周遂指，黎有份設計初選的提名表格，李運騰反駁稱，黎設計不代表黎同意。陳慶偉提高聲量指，黎是「民動」的唯一全職員工，反問控方「若不是他設計，誰人設計？」
周答，提名表格顯示有共識。陳慶偉表示這是另一議題，再追問除了提名表格、初選按金收據外，控方有何證據？周再重申，黎有重複參與協調會議，並稱以上基本上是全部證據。
法官：控方說法
不足證黎為共謀者
陳慶偉聞言後一邊擺手，語氣稍重，略帶不耐煩地說，「聽著，因為我是司法機構的職員、受僱於香港政府，所以我每日都要到這裡，記錄你的發言！」在追問下，周再指上述為控方所有的證據。
李運騰其後問，除了出席會議外，控方是否指黎為整個初選提供協助，故指他為共謀者之一？周同意。李追問，黎何時成為共謀者？周回應是黎首次出席協調會議時。李再指，黎是受指派而出席會議，法庭亦不知道當時黎對「35+」計劃所知有多少。
李又問，據區諾軒指，協調會議上沒就否決權達成共識，如何指控黎是共謀者？周頓一頓後稱，黎其後曾聽過。李質疑，那不等於黎同意。周又指，新東第二次會議有就否決權達成共識。李則質疑，控方的說法不足證明黎為共謀者。周重申，從證據可顯示或推論，那是黎最早參與串謀的時間。
辯方指蔡澤鴻亦負責後勤
法官不同意
控方陳詞完畢後，辯方陸續回應。代表施德來的大狀黃廷光陳詞指，餘下一名被控方指稱為共謀者的前觀塘區議會主席蔡澤鴻，情況與黎敬輝相若，都是負責後勤工作。
李運騰打斷稱不同意，舉例指蔡協助九東地區舉辦協調會議，包括發電郵、覓場地、做主持，會議結束後又分發文件，而不僅僅是純粹現身，而且蔡澤鴻曾在會議後，向組織者之一的區諾軒報告，指九東參選人打算簽署文件否則怕釀「兵變」。
李反問黃，仍可以說沒有「獨立及合理的證據」指蔡為共謀者？黃表示，或許有相關證據，但認為不足以反映蔡為共謀者。
辯方質疑控方列「一堆日子」
做法不可接受
鄒家成代表大狀陳世傑稱，控方應法官要求，就各被告加入串謀的時間點提出「一堆日子」（alternative dates），供法官選擇，做法不可接受。陳指，認為控方需要就各人加入的時間點有清晰的立場，而非提供「Plan A 至 Plan Z」的選項。
就控方指稱「公民黨」簽署〈墨〉，李予信代表大狀關文渭稱「我們不知道公民黨是甚麼」，只知不是一個人或三合會。李運騰則稱，只知道通過解散公民黨的決議，陳慶偉聞言發笑。陳其後又稱，審視時需要考慮整體證據。
辯方指吳政亨
沒意圖加入戴耀廷的串謀
吳政亨及余慧明代表大狀石書銘陳詞時稱，控方對吳的指控，主要基於他與戴耀廷之間的 WhatsApp 訊息。李運騰指，控方主要指控吳政亨的「三投三不投」，是有助「35+」計劃的執行（enforce），令參選人受承諾及規則約束，在初選落敗後不可參選立法會。
石指，這是吳參與的最大程度。李問，是指與本案不同的串謀？石同意，並指使用「協議」（agreement）或較適合。石又指，根據吳、戴的訊息，從沒提及過否決預算案。
李運騰其後稱，控方指控吳在《蘋果日報》登廣告，且曾經發送給戴耀廷，問其回應，吳更著戴耀廷發給其他參選人，然後戴說他已經這樣做了。石覆稱，與「三投三不投」區分出來是很重要；石又在法官提問下同意，吳與戴的協議與「35+」無關。
法官以搶劫為例質疑
陳慶偉其後舉例，指假設 3 名法官打算搶劫銀行，書記得悉並成為司機，另外兩名法官對此不知情，「他只與我有協議…你是指，我和職員的協議是分開，他不是搶劫計劃的共謀者？」
石在法官追問下稱，當書記他安排車輛，對搶劫計劃知情，情況就不一樣。法官陳仲衡其後問，在石引用的文章中，否決預算案是一個主題，指吳政亨知道「35+」的特點，亦知道牽涉戴及其他人。
石其後回應，該書記同意僱車參與搶劫，是有一個主觀意圖參與，惟吳沒有參與戴被控方指控為無差別否決預算案的串謀。
黃碧雲、林卓廷代表大狀
質疑控方指稱加入串謀證據不足
辯方亦針對控方是否達到起用「共謀者原則」的門檻陳詞。當中代表黃碧雲及林卓廷的大狀沈士文，質疑控方指稱兩人加入串謀的證據不足。
沈指，控方稱只有 3 項獨立於「傳聞證據」以外的直接證據，指稱黃、林有加入串謀，當中就初選提名表格及初選按金收據，兩份文件均沒提及各區實際達成甚麼共識，故本質上不能顯示已達成串謀共識。至於另一直接證據為〈墨〉，沈則稱與黃、林都無關。
沈另提到，警方在林卓廷電腦中取得一份題為「初選 Debate Notes」文件，或由他人準備，不能證明林同意並曾向他人表述該文件的內容；而黃碧雲持有的初選協議文件，也未能證明由戴耀廷發送。
鄭達鴻、梁國雄代表大狀指
沒證據指兩人收到戴耀廷協調文件
代表鄭達鴻及梁國雄的大狀黃宇逸指，沒有直接證據證明，戴耀廷被指用於分發各區協調協議文件最終版本的 WhatsApp 廣播頻道名單有何人，包括鄭達鴻身在的港島區及梁國雄的新東區，亦沒證據指二人收到文件。黃又指，就算區諾軒說過在港島區會議後，有收過戴耀廷傳送予出席者的文件，亦只屬「傳聞證據」。
陳慶偉質疑，鄭達鴻出席過公民黨記者會。黃回應指，公民黨當時仍未決定誰出戰初選，鄭只是在場舉標語牌，又認為即使考慮全部證供，也不意味鄭在串謀團伙之中。
黃另又提到，其立場是被告間沒有達成過串謀，「他們只是一堆誇大其詞的政治人物（they are just politicians who made big words）」。
控方再傳兩名警員證人
法官不滿主控提問時間超預期
在控辯完成就「共謀者原則」爭議陳詞後，控方傳召警員馮漢榕、林健東（均為音譯）作供，兩人案發時駐守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林在 2020 年 7 月則駐守國安處。
控方傳召林講述 Facebook 的運作時，主控羅天瑋原指其作供可在 5 分鐘內完成，但最後花近半小時，陳慶偉多番質問羅提問用意，一度拿筆敲電腦螢幕，並大聲反問「為何你說你只需要 5 分鐘？現在已是 5 時 9 分！」其後下令押後至周五續審。
HCCC69/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