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條「新煽動罪」的首 3 宗案件本周審結，是法庭首次按提升最高刑罰的新法例判處刑罰，量刑起點備受關注。其中，有舊煽動罪案底的兩名被告，裁判官皆以囚 18 個月為量刑起點，水平與舊罪的譚得志案一樣。餘下一案，官則以囚 12 個月為量刑起點。
3 案均由總裁判官蘇惠德處理，3 被告同樣由大狀關文渭代表。關引上訴庭有關「危駕致他人死亡」罪的案例，指調高最高刑期也不等於刑罰要隨之調高；蘇則引另一案例反駁，指關引的案例法律原則有錯。
蘇又指，調高刑罰反映立法機關藉嚴刑消除危害國安、破壞社會秩序的風險，法庭必須考慮。
香港保護兒童會轄下院舍「童樂居」爆出虐兒醜聞，至今累計 34 名職員被起訴。其中一名案發時 21 歲的女職員，涉將幼童抱起，拋向牆及地面，經審訊後，被告被裁定一項「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名成立，判囚 3 個月。控方不服刑罰過輕，提出覆核，周一（22 日）於九龍城裁判法院處理。
控方強調本案涉及違反誠信和侮辱成分等加刑因素，判監 3 個月不足以反映，虐待或疏忽照顧兒童會引致嚴重後果的訊息。辯方則認為刑期恰當，並無過於寬大。暫委裁判官葉啓亮聽畢雙方陳詞，把案件押後至 5 月 16 日裁決。
根據《基本法》第八條及第十八條，在香港實行的法律，包括立法制定的法律（成文法）以及普通法。前者在近年不乏具體例子，例如《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俗稱「緊急法」），《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甚至《內地民商事判決（相互強制執行）條例》。那麼普通法到底是甚麼？法庭如何應用不同案例？
高院原訟庭 2019 年就一宗販毒案件，判處當時同類案中最重的刑期，涉案的男子被指販運市值逾千萬港元、逾 34 公斤的冰毒，經審訊後，連同棄保潛逃被判囚 37 年 4 個月。該男子其後提出刑期上訴，上訴庭周二（6 日）頒下判詞，裁定他上訴得直，准許他下調刑期至 33 年。
本案主要爭議量刑原則，應採哪一個案例的方法。判詞提及，原審判刑時，引用上訴庭在 10 多年前下達的販毒案量刑指引，而該案主要根據毒品數量，裁量被告的刑期；但近期上訴庭就販毒案有新的量刑指引，著重由法官判斷被告在販毒中的角色及罪責，給予法官酌情權判刑。
而是次上訴庭認為，應採新案例。判詞又提及，上訴人如行為良好、獲得懲教刑期扣減，仍要服刑 22 年，待他出獄之時已屆六旬，已非可勞動的人，因此他被判囚 4 月的棄保潛逃罪是否准分期執行，也作用不大，遂准同期執行。
「12 港人」之一的喬映瑜，2022 年 8 月服完內地刑期後被押返香港，隨即被捕。她被控藏毒、製造及管有爆炸品罪，另因潛逃被控妨礙司法公正罪。喬周四（11 日）在區院承認製造及管有爆炸品、妨礙司法公正 3 罪，藏毒罪獲存檔法庭。被告還押至 1 月 30 日判刑。
辯方求情時，引述同案其中 7 人承認妨礙司法公正，判囚 10 月的案例。法官陳廣池問及控方「你哋唔覺得輕咩？」其後稱該案例的判刑「並不合適」；指「咁嘅社會環境，咁大規模嘅行動、跨境罪行，遠超於其他妨礙司法公正嘅情況」。
陳廣池提及，法庭判刑時要審視當時的環境；就辯方指，喬及其他 7 名被告的案情背景一致，若因由其他法官審理，而被判得較重，是極不公平，陳廣池則指「佢可以上訴㗎」。
2019 年 10 月 13 日「十八區開花」，數名男女被指在旺角「搶犯」及「飛踢」警員。當中一名 31 歲男子企圖搶劫、襲警等罪成，判囚 7 年，為區域法院審理的反修例案件中，判刑最重的示威者。被告早前不服判刑提上訴被拒。 上訴庭法官彭偉昌、彭寶琴周四（3 日）頒下判詞指，就上訴方質疑原審錯誤引用案例，指上訴人與另一涉案男子共同犯罪，認為 7 年監禁屬過重。法官認為原審在審視證供後肯定他們屬夥同犯罪，上訴庭沒干預理由。 法官認為，上訴人目的是傷害警員和搶槍，案發於社會大規模騷擾期間，加上案情嚴重，重判在所難免；又指原審參考持械行劫案例作判刑是「無可批評」，即使不參考該案例，判囚 7 年「雖然不短也絕非明顯過重」，故此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香港奉行普通法（common law）制度，而普通法其中一個最大特點，就是法院會跟從以往具約束力的「案例」作出判決。但究竟何謂「案例」？哪級法院的判例才有約束力？判詞中哪一部分才有約束力？海外判例對香港法院又有約束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