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多來，Eva 還是會想起同一畫面。 一個早上，她接到保安來電，說父親出事了，便匆匆趕到樓下平台，看見倒卧在地的鍾志強。警察對她說﹐傷者當場證實死亡，毋須送院。她雙手顫抖，還未回過神來，警察補上一句：「要有心理準備，聽日要認屍」。那年，她 20 歲，那夜，她無法入睡。 58 歲、患抑鬱的聾人鍾志強，2020 年 4 月 21 日留院葵涌醫院 15 日，出院 16 小時後墮樓身亡。2023 年 7 月，死因庭召開研訊，塵封的醫療記錄被翻上檯面，庭上揭示自殺風險評估表出錯、死者住院未獲安排手語傳譯員、只用紙筆溝通，再一次勾起 Eva 與姑姐 Candy 的傷痛。 經歷六日研訊，陪審團一致裁定死者「精神紊亂下自殺」，另建議醫管局要求病人入院時，必須最少提供一個緊急聯絡人；醫護人員處理表格時，須填寫評估時間。 研訊結束，不等於為事件畫上句號，更為家屬留下問號——院方與病人的溝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為何沒有與手語傳譯有關的建議？怎樣可以避免事件再發生？ 「不論係院方又好，我哋家屬都好，其實係為咗搵到真相。一嚟係為咗死者，二嚟為咗在生嘅人，去面對呢件事情。」儘管等候三年換來的答案，讓她們失望、不解，Eva 說：「我覺得我哋已經盡咗力。」 相關報道： 抑鬱聾人跳樓亡死因研訊 家屬指院方溝通失誤 如何才是合適的精神健康傳譯？
呂世瑜案判詞解讀｜國安案認罪可否獲全數減刑？對日後案件有何影響？
理大男生呂世瑜被指 2020 年在 TG 頻道煽動港獨及售武煽暴，承認「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原審法官裁定案件「情節嚴重」，據《國安法》須判囚 5 至 10 年，以致呂認罪後未能獲全數三分一減刑，判囚 5 年。 呂世瑜不服未獲全數減刑，上訴至終審法院，周二（22 日）被裁定敗訴，維持原判。判詞指，「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的條文，明顯以強制性措辭訂明「判刑下限」﹐又指本地量刑的法律及原則，要在《國安法》訂下的量刑框架內運作。除非案件符合《國安法》 第 33 條訂明的 3 種減刑情況，包括自動放棄犯罪、自動投案、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法庭才可考慮減刑至跌出刑期下限。 按照終院裁決，初犯、認罪等求情因素，在《國安法》下仍可獲全數減刑嗎？《國安法》第 33 條又在甚麼條件下才適用？《法庭線》訪問資深大律師戴啟思、法律評論員黃啟暘，為讀者解讀判詞重點，了解判決對日後國安案件的影響。 記：《法庭線》記者戴：資深大律師戴啟思黃：法律評論員黃啟暘 《國安法》第二十一條：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本法第二十條規定的犯罪的，即屬犯罪。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判詞摘要：《國安法》第 21 條就情節嚴重案件，訂明「處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的罰則，屬強制性規定。本地量刑法律及原則，應在《國安法》條文訂下的量刑框架內運作。 記：初犯、年輕、認罪等一般求情因素，在《國安法》案件仍適用嗎？ 黃：一般求情因素仍然適用，但只能在刑罰幅度範圍內扣減，即不一定能獲全數減刑三分一。以本案為例，法庭考慮所有求情因素後，最終判刑不能低於《國安法》罪行訂明、「情節嚴重」的刑期幅度，即最低 5 年監禁。 戴：根據終院判決，因《國安法》罪行設有最低刑期，法官考慮被告及時認罪、向當局提供協助、擔任控方證人或其他個人情況（如年齡、背景、健康）等因素時，只能有限度行使量刑的酌情權，不能對這些求情理由給予充分比重，（法：會否引致不公？）「若說這種情況或存有不公，那是法律的問題，而不是法官的問題」。 記：今次終院裁決，對其他國安案件有何影響？ 戴：若有上訴人就刑期上訴，同樣爭議「認罪不獲全數減刑」，很可能會失敗。至於其他國安案件，終院判決有機會減低被告認罪誘因，罪行設最低刑期，對罪責較輕的被告影響更大。 假設兩名被告干犯《國安法》第 27 條「宣揚恐怖主義罪」，情節嚴重者可處 5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兩人均認罪並向當局提供協助，法官認為被告 A 罪責較重，判處 9 年監禁，減刑至 7 年監禁；被告 B 的罪責較輕，判處 6 年監禁，法官希望同樣扣減 2 年，惟受最低刑期限制，只能減刑至 5 年監禁。 黃：在普通法案例中﹐向來有個講法，「判刑是一門藝術，而非科學」。只能夠說，以往在最早階段認罪，即可獲全數三分一扣減，幾乎是唯一可以用數字、百分比準確表達的量刑原則。但終院判決之後，大大增加國安案件判刑的不確定性。 …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