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阿媽出事之後，佢（爸爸）成日發噩夢。成日瞓瞓下，響度鬼叫。」
4 年前，劉鎧華（Kelvin）的母親在事故中突然離世，為這個家庭帶來巨變。Kelvin 的媽媽是康文署樹木組員工，2021 年 8 月在西環站在升降台修樹時，吊臂突然屈曲，升降台急墜撞向吊臂，她當場昏迷，送院不治。
在兒子眼中，媽媽是「女中豪傑」，當樹隊的男同事即使有額外補貼也不願上樹時，媽媽因為體力好，肯做又願捱，經常被派往高空修樹。媽媽常笑言，「樹隊啲男人都廢嘅」。
「其實佢做得幾開心，雖然好辛苦，成日撞到周身瘀晒。」Kelvin 憶述。
然而，讓媽媽引以為傲的工作，最後奪去了她的性命。「你爬樹，可能會跌落嚟；你游繩，我估可能樹枝會斷⋯⋯但我無諗過，機械臂都可以斷。」
為了弄清母親死亡的真相，Kelvin 自行尋找證據，在死因研訊上親身發問，期望「盡兒子的責任」，為媽媽尋求一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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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對死因研訊制度或不陌生，從 2003 年沙士醫護人員殉職、休班警員徐步高事件、至 2019 年反修例期間數宗死亡事件等，其後所召開的死因研訊，均引起公眾關注。
但大家對這制度又有多了解？死因庭平均一年審理百來宗個案，一般均被視為突然死亡或死因可疑案件，傳媒未必每宗報道，普通人亦鮮有親身接觸。究竟死因庭有何作用？與一般刑事或民事程序有何不同？
《法庭線》近日訪問一名參與死因研訊的家屬，他反映於過程中，尤其在沒有律師協助下，感到疑惑與挫敗。我們繼而走訪曾以家屬律師、死因研訊主任，以及社工身分參與死因研訊的專業人士，嘗試探討死因研訊制度現況。
對死者家屬而言，至親死亡的細節，在法庭上被公開、凝視，不少人的心願，是希望透過司法程序「討回公道」。制度設計既有良好願望，但在實踐上或受制於不同因素，理想與現實中間有否落差？落差成因為何？如制度沒有完美，有沒有辦法可將兩者距離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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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范禮全（Robert French）3 月底提早請辭，令終院海外法官人數進一步減至 5 人。他去年 6 月仍稱留任較合適，惟 9 個月後指，注意到海外法官的角色變得「愈來愈不合時宜，可說是表面裝飾」。
政府與司法機構均感謝范禮全的貢獻，又指變動不會削弱司法制度或終院運作。《法庭線》翻查，范禮全共參與審理 15 宗案，他在「協和小學試題外泄案」收窄被指為「萬能 Key」控罪的「不誠實取用電腦」罪範圍，令政府其後訂立「窺淫」等罪，針對偷拍案件。
范禮全曾在判詞強調，法院的職責是釐清立法目的以指明其詮釋，而非確立對社會有利的目的並詮釋法例以符合該目的。常任法官霍兆剛今年初在「林卓廷披露游乃強受查案」中，亦引用范禮全的判詞。
去年 11 月，終院裁定公屋政策排除海外已婚同志屬違憲，一直低調爭取的 Nick 獲判終極勝訴，首度站在終院門前被圍訪，「嗰朝都未諗到⾃⼰可以講咩，傻更更咁上 ChatGPT 問有咩可以講⋯⋯」
年少時「出櫃」碰壁，促使 Nick 當上社工，希望幫助同路人；長大後決定與伴侶簽紙結婚，除了考慮與對方關係穩定，更大原因是看到不公，盼有身位為同志社群爭取。
「有啲同志朋友，識咗 partner（伴侶）但要喺公屋屈蛇住㗎喎，咁都唔係辦法喎，點算呢？」司法覆核往往花上數年時間，過程中可能要公開私生活，令很多人卻步，「冇人去做我就去做囉」。
2018 年入稟時仍是社工系學生，如今已成為全職社工，入息不再符合公屋申請資格。他則認為，成就他人，仍然值得。「幻想將來有同志 couple（情侶）喺埋一齊，有個溫馨窩⋯⋯我好想去做個支撐嘅部分。」
2020 年 9 月 29 日，8.31 灣仔暴動案審訊第 14 天，陳虹秀步出區院，眼泛淚光與友人擁抱，記者一擁而上問她感受——法官裁定表證不成立，她獲當庭釋放，心情如何？
陳虹秀凝重地說「一路堅守社工原則」，又說記掛另外 7 名被告，「我停咗喺度，佢哋就繼續審訊，我唔會用慶祝嚟講今日無事，因為太多人仲係被檢控中」。
4 年半之後，案件發還重審，有被告離港沒再被追究，亦有人改認罪。陳虹秀沒離開，也不認罪，抗辯的只剩她一人。
2025 年 3 月 11 日，她剪了短髮、戴膠框眼鏡再來到區院，臉上沒一絲緊張，忙着跟親友合照，時而手舞足蹈，爽朗笑聲傳到遠處。
這次，更多記者圍繞她，「你覺得個機率係點？坐定唔坐？」她打趣反問，「你覺得呢？」笑一笑，謂「真係好難估喎呢個世代，最緊要自己知自己做咩。我 OK 嘅，好好生活，好好照顧自己，大家都保重。」說罷鞠躬，轉身步入法院。
關於這道問題，陳虹秀不是沒有答案。她常說要「期望管理」，在裁決前為親友準備了「入學簡介會」，告訴他們「要抱住二八嘅心情去準備，即係兩成贏、八成輸」。媽媽想她不要太悲觀，她就似乎看得開，兩母女甚至想像在醫院「偶遇」的情境。
慣了做支援者，陳虹秀說，現在要學習接受幫助，又說坐監固然無人想，但如果罪成，她好像會好過一點。
（編按：陳虹秀經重審被裁定 2019 年 8 月 31 日在灣仔參與暴動，法官指她用咪叫喊失實、具挑釁性字句，以社工身分「為示威者撐腰」，將她判囚 3 年 9 個月。）
現年 79 歲的前立法會議員、有「金牌莊家」之稱的詹培忠，與兒子詹劍崙，今年 2 月被裁定聯同內地商人馬鐘鴻等人串謀詐騙，隱瞞上市公司「賣殼」協議，分別被判囚 34 及37 個月。兩人已提出定罪及刑期上訴。
這宗涉款兩億、關乎香港股市監管和保障小股東利益的案件，由廉政公署調查多年偵破。《法庭線》綜合判詞及關鍵人物的證供，透過問答方式，嘗試還原案中細節。
俗稱「買賣殼」，即買賣上市公司的交易，本身並不違法，詹培忠父子為何要隱瞞協議？法官如何斷定，他們詐騙了股東及聯交所？一度被捕的馬鐘鴻最後為何沒有受審？他為何要「買殼」？與詹氏達成的協議又如何執行？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俗稱 23 條）去年獲立法會全票通過，3 月 23 日起刊憲生效，至今一年，累計有 5 宗檢控個案，全部涉及「新煽動罪」。其中 3 案已審結，被告均認罪，判囚 10 至 14 個月，分別涉及在社交平台發布，或於巴士椅背、身穿衣物展示煽動字句。
至於被捕人數，保安局回覆查詢指，有關數字屬維護國家安全工作信息，不予公開。《法庭線》統計政府發稿及傳媒報道，截至目前，至少共 11 人涉 23 條被捕而未被檢控，包括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等 8 人，被指於「某個敏感日子」前，透過社交平台專頁「小彤群抽會」發煽動帖文。
此外，當局兩度動用 23 條，向 13 名被懸紅通緝、涉違《國安法》的海外港人，撤銷特區護照、禁止向他們提供資金等；另有多名國安案罪成被告，在新例下未能有獄中行為良好減刑。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於 2025 年 3 月終審裁決，案件歷時逾 3 年半，以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及兩名前常委徐漢光、鄧岳君的勝訴落幕。3 人得直之前已服畢 4 個半月的刑期。
本案是《國安法》實施細則第一案，牽涉「外國代理人」定義、拒交資料罪的控罪元素，以及「公眾利益豁免權」與公平審訊權利的爭議。
回到起點，警方為何要向支聯會索取資料？控方為何要遮蓋呈堂證據？終院指被告遭剝奪公平審訊的權利，辯方經歷了甚麼不公？《法庭線》簡單地以問答方式整理。
上周審結的支聯會拒交資料案，律政司引「公眾利益豁免權」（PII）大幅遮蓋呈堂證據，被告方一再提出審訊不公，但在原審、第一次上訴都不獲接納，案件去到終審法院才有轉機。
控方申請 PII，並以代號稱呼涉案的組織和人物，實際上如何影響被告抗辯？《法庭線》整理審訊時的情況（見內文表），例如警方指控支聯會為「組織 4」的代理人，鄒幸彤盤問指出名稱，控方至少五度反對，裁判官最後讓國安處警司證人自行決定是否回答，而他拒答。
案件亦引伸，律政司日後在涉國安的案件，若提出 PII 申請，法庭應如何處理？終院指，應循 3 個問題考慮，包括應尋求特首考慮發出證明書，而若果無法保障公平審訊，控方必須披露資料才能繼續檢控，因為正如上訴庭所言，公平審訊權利永遠是最重要。
尼泊爾籍戶戶送外賣員 Gurung 3 年前在上環送外賣時，被輕型貨車撞倒致右手受傷、鎖骨骨折，獲批 15 個半月病假。他其後經朋友介紹，有律師稱可協助追討工傷賠償，惟入稟後律師突然退出，Gurung 須親自上庭。結果案件未開審，法庭應戶戶送申請剔除訴訟，認同案件不存在僱傭關係。
Gurung 敗訴後遭戶戶送追討 28 萬元訟費，他指自意外後轉職保安員，根本沒能力付訟費，同時面對慢性肩痛、手指麻痺等後遺症，身心俱疲。由於上訴成本太高，Gurung 無奈放棄，現只盼戶戶送免除訟費。
外賣員權益關注組對於案件未開審便終止感可惜，認為法庭未有機會透徹了解外賣員的實際工作，又指現時靠外賣員透過訴訟爭取權益，成本極高並不理想，促請政府立法確立平台工作者僱員身分，強調資方透過應用程式對外賣員的「數碼操控」，實質與傳統勞資關係無異。
戶戶送指不評論個別個案，一直視外送專員的安全為首要考慮，已為「自僱」外送員提供免費個人意外保險等。勞工處則指，已按一貫安排向有關外賣員提供協助。